之华说史,史说自话。欢迎大家【】我,一起谈古论今,纵论天下大势。
太平洋铁路建成后,那些华工没办法了,只能开始四处漂泊讨生活。为了活下去,他们觉得远洋捕鱼虽然危险,说不定比在三角洲开垦荒地还要命,但好歹也是个能挣钱的路子,对华人来说算是个机会。
【1、“杀鱼的机器”】
有些华人老板给华工们在美国西北边的太平洋海边找到了活儿干:那些做鲑鱼罐头的工厂,是按照华工们干多少活就给多少钱给老板的,但老板给华工们的工资却是死的,就那么多。
可以确定的是,这种发工资的方式有个不好的地方:华人老板变得特别严格,罐头厂的干活条件也变得很差。在坐船去阿拉斯加的路上,华工们连洗脸洗手的水都没有,所以他们住的船舱里全是虱子和跳蚤。
有个船长去查看专门给华工用的船舱时,得特地换上胶鞋,生怕被寄生虫缠上。到了1880年代初,美国西北海岸那些罐头厂,雇的华工都超过三千人了。他们干活的地方条件差得要命,英国的小说家吉卜林,他去参观了一个罐头厂后,在信里面这么说:
这种活儿基本上都被华人包揽了,每当阳光透过缝隙,照到地板上,他们在那光芒之中,看起来就像是皮肤泛黄、带着一抹诡异的红色幽灵。
也有人亲眼见过罐头工厂里的情景后说:
那些华人承包商有两种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收入,就是给华工开最低工资,还一个劲儿地催他们快点干活。有个渔业局的调查员在报告里是这么说的,承包商催华工干活的那个样儿,“简直就像赶车的拿鞭子抽马一样狠”。他还讲,“他们做罐头的那个速度,真是前所未见,也就东部的刷子厂能比一比了。”
他们干活的效率真的超快。在哥伦比亚河那边,有个华人杀鱼工,一天之内就能搞定两千条鱼,总重量能达到十八吨,鱼头鱼尾鱼骨头全去掉。这些在西北部海岸罐头厂干活的华人,简直就像被当作不停转动的机器,可历史书上却没提有多少人因为事故或者生病没了命。过了好些年,有人搞出了个杀鱼机器,这样一来,工厂里原本需要好几十个华人干的活,现在两个人就够了。因为那些华人干的活儿实在太多,造杀鱼机器的人还给机器起了个名儿,叫“铁清狗”——听着像是夸他们,但实际上满满的都是偏见。
华人挺会做生意,但这不代表他们就得对自家人苛刻。好多华人老家在广东那边,靠近珠江的渔村,或者至少在渔村边上待过。对他们而言,加州这片海,简直就是个大宝库,商机多得是。你从奥勒冈州的海边一路往南,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,都能看到华人在那儿撒网捕鱼。好几百号华人跑到加州蒙特瑞湾定居,在海滩上搭起小木屋,把鲍鱼肉挂在屋顶、栏杆上晒成干。
在美国西北边的太平洋海边,以前有好多罐头厂都雇了不少华人劳工。但这种情况没持续太久,因为这些人的工作后来被一个叫“铁制清狗”的机器给抢了。
但接下来,他们得瞧瞧白人渔业在政治上的厉害。就像白人矿工以前让加州政府给华人矿工加了特别税那样,白人渔夫通过游说,也让州政府在1860年起向华人渔夫要了每个月4美元的捕鱼执照费。
另外,在19世纪70年代那会儿,希腊、意大利,还有巴尔干半岛那边靠打鱼过日子的斯拉夫人等移民,他们抱成一团,跑到州议会去闹,想让议会规定华人捕鱼网的尺寸不能太大,这样就可以减少华人的鱼获了。
1880年那会儿,加州政府搞了个动作,说是不让华人渔夫继续捕鱼了,要把他们的执照给撤回。他们找了个由头,说是所有没法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人都不能捕鱼。但明眼人都看得出,这话就是说给华人听的,因为只有华人那时候没法归化成美国人,所以这规定其实就是冲着华人渔夫去的。
虽然法院后来判定那条规矩不合宪法,但在案子审理那会儿,华人的捕鱼行业还是遭到了很重的打击。华人开的那些店铺呢,情况也有点特殊。在中国,华商的地位不算高,可到了美国,他们的地位就相对提升了不少。
【2、旧金山的华工群体】
这时候,不少在美国的华人开始尝试起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意,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。随着城市里华人越来越多,为了找条出路,有的人发现加州乡下的华人矿工和农民有很多需要,于是就在沙加缅度、史塔克顿、马里斯维尔还有佛雷斯诺这些地儿,建起了小型的唐人街。
也有中国人选择去洛杉矶闯荡,那地方起初不过是给淘金的人提供马车、工具和吃的牛肉的一个小站,周围有几片牧场。慢慢地,它变成了一个挺乱的小镇,到处都是赌钱的人和妓女,中国人就在那开了赌场和各种铺子。还有的中国人搬到了太平洋西北岸那些发展得很快的小镇,比如塔科马、波特兰和西雅图,他们开餐馆、洗衣店,或者干些和捕鱼有关的活儿。不过,要说华人最多的地方,还得是旧金山的唐人街,到了1870年,加州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华人都住在那儿。
旧金山港是很多华人劳工在1849年来到美国时首先踏足的地方。要是哪个华人劳工二十年后再次回到这里,肯定会发现一切都变了样。淘金热那会儿,旧金山的环境真是又脏又乱,房子要么是胡乱搭建的,要么就是些简陋的棚子和帐篷,沙滩上扔得到处都是行李箱、大皮箱还有挖金的铲子。
不过到了1870年代的旧金山,那可真是个大变样,满城都是拔地而起的高楼,城市面貌既好看又有档次。以前马车走的那些泥巴路,现在都变成了平平整整的大道,从港口一直通到城里的山坡上。路上那些石头砌的、砖头盖的楼,一个比一个豪华,有哥特式的,意大利式的,还有其他各种老派建筑风格。以前城里到处都是那些胡子拉碴、邋里邋遢的矿工,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布裤子。但现在呢,你看看银行、酒店、办公楼这些地方的街上,走的都是穿着西装、戴着礼帽,一脸正经、气质不凡的男士。
有个移民以前说过,“旧金山的路以前窄得要命,还脏得不行,广场上都堆的是泥巴和动物的屎尿。”但到了1870年代,他吃惊地发现,“旧金山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……成了一个漂亮的大都市。”
但是,虽然外人看来,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好像是一下子就出现的,但其实背后有个挺煎熬的调整过程。淘金热过后,旧金山有过一段又穷又落魄的日子,还遭了好几场大火。好在,当地那些做生意的人挺有本事,总能把坏事变成好事。大火烧毁了好多铁东西,他们就拿这些废铁来用,结果开了不少铸铁厂。这些厂不光给修船的行业提供了急需的铁料,还帮石英采矿的弄了不少设备。
横贯大陆的铁路建好后,各种各样的工厂就像疯了一样冒出来,靠着铁路,它们把做的东西卖到美国各地。有的老板开了食品加工厂,有的把小麦磨成面粉,有的做腌肉打包。还有的专门运烟草、布料这些不容易坏的东西。到了1870年左右,旧金山已经变成了美国的一个重要制造基地。
旧金山的华人也在努力应对这些新变化。以前,有的华人会用扁担挑着篮子在路边卖菜,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洗衣工几乎垄断了全市的洗衣行业。但现在不一样了,好多华人开始加入到新兴的制造业中,他们大多数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都变成了工厂工人。
到了1970年代,那个城市里的四大行业——做鞋做靴、羊毛加工、雪茄和烟草制造、还有裁缝,差不多一半的工人都是中国人。再说说旧金山的羊毛厂,里面大概八成工人是中国人,雪茄厂里头的中国工人比例更是惊人,达到了九成。
但现在,那些华工的雇主说不定就是美国的华人。对这些华人老板来说,他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商业世界里:在中国,做买卖的人长期以来经常被人指责,甚至因为儒家思想里“士农工商”的排序,被看作是四种人里面地位最低的。不过呢,美国可是个特别尊重成功商人的国家,这种观念对华人群体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。
旧金山唐人街的住户大都是光棍。十九世纪那会儿,迁到这儿的华人大多数都是男的。到了1870年左右,旧金山有五千多名华人经商,不少人混得风生水起,成了当地白人眼中不小的竞争对手。
1866年那会儿,这座城市的雪茄厂一大半都是华人老板开的。到了1870年,拖鞋厂一共十二家,有十一家都是华人在掌舵,连工人也几乎都是华人。这五千来个华人混得风生水起,有的倒腾农产品,有的当零售小贩,还有的开矿挖石英,用水枪冲矿,或者是给人介绍工作、包工程。他们挣了钱可不含糊,很多人直接在旧金山买了大房子,家里装修得闪闪发亮,摆满了水晶、瓷器和象牙玩意儿,仆人也雇了一大堆。
这些华人老板的日子过得跟那些华工比起来,简直就是两个世界——华工们呢,直接在公寓里开了工厂,吃住都在那儿,还得在那小空间里卷烟、缝衣服或者做靴子、拖鞋。对这些干计件活的华工兄弟来说,工厂和家那就是一回事儿,分不清界限。
虽然那公寓仅有十五平方英尺大小,但里头经常挤着十几个劳工在忙活,做着三四种不同的活儿。有人亲眼看了旧金山华工的工作条件后说,有的高顶公寓里搭了阁楼,十几个工人就在里头忙活着各种制造任务。至于吃饭、睡觉这些事儿,他们就在工作的板凳和桌子旁边或者底下全给解决了。
【3、“六大公司”】
好多欧洲移民都挤在纽约的贫民区,那里的生活条件真的挺糟糕的。跟他们一样,旧金山的华人也得忍受着房价高、环境差的住处。为了少交点租金,他们就挤在一块儿住,房间小得要命,但还是得想办法把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。有个姓卢的华人,他是制造业红火那会儿来的旧金山,他回忆说:
人真的太多了,没办法,我们只能在地板上凑合睡一晚。中国城这里的床铺根本就不够用,根本安排不了这么多当地居民。
好多华人由于买不起家具,就想了个办法,把路上捡的那些木条箱改造成了桌子和柜子。床不够睡咋办呢?他们要么轮流休息,要么就像搭架子那样,把床铺直接钉到墙上,弄成上下铺。这样一来,整个公寓看上去就跟军队的宿舍没啥两样了。
最惨的是那些住在脏兮兮地下的华人朋友们,有人亲眼看到后这样描述:
他们那儿暗得要命,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,空气也浑浊不堪。屋里床铺堆得跟船上似的,一层叠一层。就靠着那油灯,闪闪烁烁的微弱光亮,住这儿的人得蹭回自己那狭小床铺上。
为啥他们能在这么差的环境下生活下去?要解开这个谜团,咱们得记住两点:一来,他们真心相信,自己在这儿吃点苦,能让家里的亲人过得更好。二来,不少人心里头觉得,眼下的难熬只是暂时的,根本不愿去想以后可能一直都得过这种苦日子。
经济发展新趋势下,中国城里头财富和社会地位渐渐分出了层次,没多久,一个虽非正式但威力十足的权力体系就悄悄形成了。在这个体系里头,最底层靠的是宗族力量,每个宗族都会管管自己人的日常小事,比如给他们找个住的地方啥的。
中间那层呢,就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家族聚在一起弄的会馆。说到最上面那层,那就是六个最有势力的会馆在管,这些会馆以前叫“六大公司”,后来改名叫中华公所了。这“六大公司”觉得自己是中国城里最有话语权的,表面上说是为了解决大家之间的矛盾、保护成员,还有保障所有华人的好处。
在19世纪70年代,旧金山还没设立中国领事馆之前,有“六大公司”势力特别大。它们就像是没挂名的大使一样,替清朝政府在美国说话。这六家公司,就是清朝在那时候的美国代表。
“六大公司”的出现,其实是那些新冒出来的华人商界大佬觉得得有人站出来管管事儿。实际情况是,白人政府根本不管华人的死活,反而一个劲儿地打压。
旧金山华人自己搞聚会的地方,最早可能得从1849年开始算起,但确切来说,1850年那会儿,广东来的移民组建了冈州会馆,这可是美国最早的华人组织了。不过冈州会馆里可不都是一条心的,里头有广东各地不同方言的人,大家意见不合,经常发生矛盾,最后三邑会馆就从冈州会馆里分了出来。这两家就是“六大公司”里头最早的两个。到了1850年代,又冒出了人和、阳和、宁阳、合和这四个会馆,它们的办公室都设在旧金山最热闹的地方。
新来的华人一到旧金山码头,就会立刻感受到会馆的力量。会馆的人会到码头接他们,把行李搬上马车,然后带到中国城。他们表面上帮忙找住的地方和工作,但其实主要是为了拉新人入会馆,告诉他们交的会费很值,因为“六大公司”会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。
这话说得在理:它们为旧金山的华人劳工搭建了一个互助平台,手头紧了就能借钱应急,身体抱恙也有人伸出援手。“六大会馆”还负责调解会员间的矛盾,创办了一所华语学校,定期组织华人人口统计,同时利用会馆的渠道,将会员的钱财安全送回老家。
这六家大公司不光做生意,还关心起了员工的精神世界。它们出钱给佛堂、宫庙,让辛苦工作的华人们有个好去处,找找心里的安宁,拜拜佛、祷祷告,静静心。
“六大企业”也砸重金协助操办丧事,场面宏大得就跟演了一场大戏似的。通常来说,丧礼会先在逝者家中或店铺里举行,有披着袈裟的僧人边念经文,边摇着铃铛、敲着钹。丧礼结束后,送葬队伍会护送逝者去孤独山公墓,“六大企业”在公墓里各处都有自己的专属地段。穿着白衣的亲属一路上哭着,还不停地撒纸钱,这些纸钱代表着逝者去西天路上需要的盘缠。
墓园大门那儿,一般会搭个棚子,往里走,就能看到一座砖砌的火炉和一张桌子。坟墓上面,竖着块刻了汉字的板子。朋友们围在遗体旁,烧起符纸、纸做的童男童女和纸钱,这些都是给逝者的心意,没一会儿,就在火光和灰烬里,跟着逝者的魂魄一起没了。但他们不会把遗体下葬,而是把上面的肉去掉,把骨头拿出来,放在太阳底下晒干,然后用白棉布包好,运回老家中国去。
这六家公司给这些逝者办的最后一件事,就是把他们的遗骨送回了中国,算是兑现了保护他们的诺言。人虽然没了,但他们还是把逝者送回了家乡的土地上。
“六大企业”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交圈子,可能不小心就让外界觉得华人不太像美国这个大杂烩里的一份子,更像是外来的客人。但这种不太好的看法其实没啥大影响。真正让华人头疼的,是另一种跟“六大企业”完全不一样的团体:那就是秘密的堂会组织。
【4、堂会的服务】
那些能混进堂会的外围人员,一般都是两种情况:要么跟那些大姓的宗族没啥血缘关系,要么就是已经被他们原本所属的会馆给踢出去了。
这个堂会是照着中国广东的三合会那套来的,三合会是个秘密组织,专门跟清政府对着干。他们的目标就是替穷人说话,给老百姓出头,所以吸引了很多没钱的自耕农、被地主欺负的佃户,还有那些考科举总也考不上的读书人,这些人都加入了三合会,成了不同级别的会员。说白了,就是那些对朝廷一肚子火,想干掉地主和清政府的人聚到了一起。堂会弄了一套挺复杂的入会规矩,包括什么仪式、暗号和手势,还得发誓,说要永远当兄弟:“今儿咱们对天发誓,天下的兄弟都跟亲兄弟一样,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,同一个祖宗传下来的。”
不过,跟三合会不一样的是,堂会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来指导他们的行动。很快,他们就为了谋取私利,把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和少女带到美国,给那些单身的华人男子提供服务。这些女孩子大多数都不是自己愿意的,而是被逼无奈,最后落得不好的下场。
在中国,娼妓和奴隶制度存在了很久。碰到大饥荒的时候,有的中国家庭为了救其他家人,会把家里最小的女儿卖出去。清政府了解到,大约十分之一的家庭得靠卖女儿才能活下去,所以也就默许了这种行为。
其实,好多家长并不会直接卖掉女儿,而是把她们送到别人家做丫鬟,广东话叫“妹仔”。但这样一来,这些女孩的命运就变得非常凄惨了。她们在别人家做丫鬟,按规矩到了十八岁可以嫁人,重新获得自由。当然,也有丫鬟过得不错,被主人善待。但不幸的是,很多人会被虐待、侵犯,甚至被卖到妓院。因为很多男华工在白人世界很难找到女朋友,所以有些“妹仔”最后就被带到美国去照顾他们。
这些女士大多出生在中国极度贫困的家庭里,因为家里没钱读书,所以大多不识字,自然也就没能写下自己的故事或回忆录。
但是,还是有一些悲惨的故事被人们口口相传,后来被传教士和记者用笔记录了下来。
荷台讲起往事,那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,周围不少人一个接一个没了。可即便如此,她妈打死也不肯把她卖掉。没想到,有天晚上她妈不在家,她爸就偷偷把她给卖了,就换了几两银子。船要走的时候,她妈突然出现了,就那么一瞬间,看着跟疯了一样:“衣裳敞着,胸口都露出来了,头发乱糟糟的,眼睛哭得又肿又干。她一边呜咽着,一边在黑暗里跌跌撞撞地找我,可船已经离岸了。”
陈丁香以前做过妓女,她回忆说,她们家穷得叮当响,全是因为她爸把家底都赌光了。她六岁那年,她爸说要带她去见奶奶,她奶奶可是她一直很喜欢的人。
可等她兴冲冲地上了渡船,这才感觉出有点问题:
妈妈在那儿掉眼泪,可我是要去看祖母呀,不明白她为啥哭。我就跟她说:“妈妈,别哭了,我就是去看看祖母,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结果我那没用的老爸,在渡船上竟然把我给卖了。人家在讨价还价的时候,他还把我关在船舱里头。丁香又踢又闹的,可等她被放出来,老爸早没影了,她就这么被带上了去美国的船。
有些女的被人忽悠到了美国。那些拉皮条的人用甜言蜜语迷惑单纯的小姑娘和她们的亲人,给她们讲了一大堆关于美国能让人发财、悠闲生活的假话。有个不认识的人假装自己是个有钱的干洗店老板,说要带她去金山结婚,十九岁的王阿素就跟着走了。一路上她特别激动,觉得自己要去的是个“自由的地方,人人都有钱又开心”。但是,等到了旧金山,阿素才知道自己被骗了,得去做妓女,她心里特别难过,也吓得不行。
在西方人管理的通商口岸,那些当官的得防着、查着有没有贩卖妇女儿童的事儿。但那些坏人,只要花钱打点,就能轻松过关。港口的人会通过问话,看看这些人来美国是不是心甘情愿。所以,在路上,那些坏人就教女孩们怎么回答,让她们背好几句话。有的坏人还吓唬她们,要是说错了,就得一辈子被关在“美国佬的地牢”里。
聪明伶俐的女孩会想办法在船上或船只靠港时制造混乱,她们会大声喊叫,哭着说被人绑架了,向周围的人求救,希望有人能伸出援手,这样她们才能侥幸逃脱。
因此,只有极少数女孩得以获救并被遣返回中国,但绝大多数初抵美国的女孩根本没法争取自由,也得不到任何同情。这主要是因为,早期的旧金山根本就是个没法治、男人说了算的边陲小城。
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【】我私聊,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第一时间回复。
